我在理发师那儿延宕了半天，告诉他我所知的有关父亲生平的一切。

我梦了，埃德加说，我想去看电影。我新刮了胡，因为大门展窗里贴着一条法规，只有新刮了胡的人才可以离开学生宿舍。我走到电车站。车里面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张标有星期的纸条。我读：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直到星期天。我跟售票员说：今天不是这些日。售票员说：所以大家必须站着。人们挤在后门。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。孩们正在合唱。唱得整齐划一，虽然中间隔着个大人谁也看不见谁。

走之前，理发师说：我父亲当年去了斯大林格勒。

谈到死亡，我对于父亲开始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知，大多是从埃德加、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书中得来的，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微乎其微：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，造过坟墓，造完了上走人，我对理发师说。一个必定要造一个孩又老是呵护自己便鞋的人。就在我讲述他那最蠢的草、他那最黑的李、他那些赞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胀的肝脏时，理发师给我完了席他葬礼的卷发。

有人说，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。这话不对。

她对母亲说：让被盖在棺材上吧，雪鹅会来。母亲一只手住腰痛，另一只手将被从纱幔上扯了下来。

搜查以后，埃德加、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随带着牙刷和小巾，放在夹克袋里。他们估计自己会被捕。

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，早上他们在箱上放两发。晚上发就不见了。

我真傻，因为雪飘落，只在男男女女的发上驻足，我就必须一件正确的事。我必须拎着小箱在父亲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发师那儿，跟他谈谈关于死亡的事。

父亲死后，我拎着小箱城，天开始下起雪来。雪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。石、铁篱笆的涡卷形饰、园门把和信箱盖上都留不住雪。唯独男男女女的发上留着一片白。

我站在灵柩旁。唱歌的祖母拿着一床被屋来。她绕到棺边，将被放在纱幔上。她的鼻像他的鹅嘴鼻。她照顾他，我思忖，是被他利用了。她的嘴宛如一个沙哑而孤独的哨，无理智地自自唱。唱歌的祖母多年来不认识家人了。现在她又认了父亲，因为她疯了，也是因为他死了。下他的心兽栖息在她上了。

库尔特说：每天晚上一躺下来，我就觉得背下面有两只冰冷的手。我只好侧过来睡，把蜷缩到腹。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。我很快睡，就像一块石沉到里面。

白褐双格便鞋在脚踝有个翻领。翻领中间接的地方有两束白褐混杂的羊。自从有了孩，父亲就一直穿这双便鞋。他的脚钻鞋里，踝骨就比打赤脚要瘦削一些。父亲就寝前，孩允许用手摸一摸那些穗。踩上去是不允许的，即使赤脚也不行。

父亲坐在床沿上，孩坐在地上。孩听着钟摆动，一边顺着节拍摸穗。母亲已经睡着了。孩一边摸一边说：嘀嗒嘀嗒。父亲穿着便鞋的右脚踩到了左脚上。夹在鞋中间的是孩的手。很痛。孩屏住呼，一声不响。

我登上火车，去参加父亲的葬礼，去看腰痛的母亲。田野白褐相间。

都应该棺材。

当父亲抬起脚来时，手已经压伤了。父亲说：别烦我，不然缮随即拿起孩的手放在两掌间说：不然，就没事了。

父亲不关心死亡，我想，反倒去找了理发师。他就近在街角随便找了个理发师，这事儿就透着错，这跟他对待死亡一样透着错。他没跟理发师提到死亡。虽然父亲觉察到了死亡，但他期待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