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崖畔上开崖畔上红，受苦人过得好光景。”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淌，在黄褐的原上顺天游。在山里时，乡亲们听我们讲北京的事，听得羡慕但不嫉妒“哎呀——，哎哎——”地赞叹，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，产生一些憧憬，说：“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…”

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，可是公粮收得，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，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，我亲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一冬就带着全家门要饭去了。有手艺的人则在冬闲时门耍手艺，木匠、石匠、还有画匠呢。我还作过几天画匠呢。外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，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。木箱好，上了大红的漆，漆了在上面画些鸟鱼虫，再写几个吉利的字。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，我只要主人我一天工，外加一顿杂面条儿。那时候真是馋呀，知青灶上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儿；

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，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。“糠菜半年粮”已经靠近了梦想，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。“一分钱掰成两半”呢，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，所以才不实行。怎样算一个家呢？一窑，门一条炕，炕连着锅台，对面一张条案，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，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，便是全家当。

怎样养活一个家呢？男人着月亮到山里去，晚上再着月亮回来，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粮。民歌里唱“人凭衣裳凭鞍，婆姨们凭的是男汉”其实这除了说明粮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它，婆姨们的苦一不比男人们的轻，白天喂猪、养、饭，夜晚男人们歇在炕烟，她们要纺线、织布、衣裳，农活了她也要上山受苦，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。民歌里唱“壳壳灯半炕炕明，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”差不多是真的。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，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灯，又能省下几个钱。民歌唱“的力，吃的猪狗”说夸张吗？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们苦更重，要是换了草原上，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。猪是一家人全年销的指望，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，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，然后卖成钱，买盐、买针线、农、染布的颜料、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，余下的逐年积累，待娃娃长大知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。唯独狗可以忽视，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。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的动，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，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；但它们要是饿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，你看那生自轻自贱的目光吧——合满了惭愧和自责，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。

我彻底厌恶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的理论。人不是一辈为了当儿（或者孙）的，此其一；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，此其二；第三，人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？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“狗不嫌家贫”这样的词句，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，苦难中的别离，煎熬着的情，大胆到无法无天的恋：“三天没见哥哥面，大路上行人都问遍。”“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，梦也梦不见你回来。”“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，大女养娃娃天生成。”“陕北了个刘志丹，他带上队伍上横山。”“洗了个手来和白面，三哥哥吃了上前线。”“想你想得发，土坷垃看成个枣红。”

脚地都作他的帮手和参谋。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——发烧、发冷，满脸起红斑。立哲翻完了那本《农村医疗手册》说一声：“丹毒。”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来，把红糖和松也拿来。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，慌慌地问：“多少价？”大伙回答：“不要钱。”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透汗，第一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。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。立哲再去看书，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。这才想起问问病史。老婆儿摸摸脸：“你是问这？胎里作下的嘛。”“生下来就有？”“噢——嘛！”当然，后来立哲的医日益，名不虚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