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时虽然刚解放，百废待兴，可办学几乎全靠国家拨款，学生每学期学费仅两元钱，而且多数学生是免交的。学校的所有开支包括教师工资，办公、教学用具、校舍及课桌凳的制作维修等等，都由国家拨款。尽管学校条件很艰苦，经费很紧张，老师收入也低，可是绝不存在乱收费问题，更不存在收受贿赂问题，老师不会向学生多收哪怕一分钱。学生的生活也简朴，作业本是买来的大张白纸，四分钱一张，学生自己裁成32开装订成册。铅笔一、二分钱一支，书包都是家长自己缝制的。条件虽然很差，设施也很简陋，但师生关系却很融洽，家长对老师很尊重，老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。那时候的老师特别注重为人师表，处处做学生的表率。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，至今不忘。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师生参加全区组织的一项活动，学校离区政府所在地大约有二十五公里路，我走时没带饭，老师发现我中午没吃饭，就到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给我，我坚决不要，最后返回的路上老师走在我前面，把那包饼干放在路边我的前面了，我知道这是老师特意给我留着的，他怕我要面子会拒绝他，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。我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，拿上后想还给老师，但因为年纪小脚步不快赶不上，只好拿回家。那时一斤饼干是很珍贵的，可更珍贵的是老师爱护学生的一片真情。那时候学校不仅学文化，也经常进行时事政策教育，为配合土改、互助、合作化等运动，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，还要求学生说服家长。在没有广播，没有报纸，更没有电视，绝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的村子里，通过学生的传播也是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途径，那时老师的威信很高，老师的话农民是很相信的。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，如清明节为烈士扫墓，组织春游、种树、体育比赛、学跳集体舞、节日庆祝活动等等。那时学校家庭作业不多，大部分作业在自习课完成。农村的孩子，特别是大点的孩子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大人干活，白天没时间做作业，有少量家庭作业也只能在晚上点煤油灯完成。我记得有一次放学，我在河边摸小鱼回家晚了点，惹得父亲大发雷霆，怨我不回家干活，把我打了一顿。小学毕业后，我想考初中，征求父母亲的意见，父母亲都同意了。那在当时可不容易，不像现在要求着孩子上学，我们那时候是巴不得孩子不上学，早点回家帮忙干活，好挣工分。那时小升初也不容易，全县只有三所中学，考个初中比现在高考还难，全县百余所小学只有三所中学，幸亏当时不是人人都想考初中，绝大多数小学毕业生都留家务农了。我在全家支持下报了名。考试很正规，考场不在本校，我是到六里路外的另一个小学参考的，监考老师也是外校的，相互都不认识。考生每人一张桌，只差没进行人身检查，可能是因为那时无人作弊吧。那年我十四岁，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，心里很紧张。但很幸运，不久就收到录取通知，我被县城的三中录取了。那时中学生很少，我们附近几个村这么多考生也仅考中三人，我是我们村里首批中学生，成了本村一件大事，虽没搞什么庆典仪式，也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，人人羡慕不已，不亚于现在考进重点大学。”
“我所在的县城三中是一所新建的中学，只有初中未设高中，仅是一所初级中学。我入学时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，1956年第一次招生，我们是第二批新生。那时在校生仅有三百来人，老师只有二十多人，到1958年第三批新生入校，也只有五百多名学生，师生总数不足六百人。那时学生除家在本镇的，外地学生一律住校，我家离学校二十五里路，我也只能住校。学校每天七节课，另加早晚两节自习，周六下午要上完两节课才放假，外地学生可回家，周日全天休息，外地学生要在周日晚自习前到校报到。学校条件比较艰苦，没有电灯，只点气灯，气灯是一种以煤油为燃料，充气后点燃的油灯，很亮，一个四十来人的教室，点两只就可以了。学生宿舍都是通铺，一个大房间住两个班，屋内南北两侧各钉一排木板，木板上面铺上草垫，学生将自备的行李铺在草垫上睡觉。南北两排床铺中间有两米左右的过道。学校的房子大部分是新建的，原来这里有个小四合院作为老师的办公室，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新建的砖瓦结构的平房。学校上下课的信号，开始时使用手摇铜铃，后来学校范围扩大，一只铜铃己无济于事，就改成敲钟，名日钟实则是把一小块钢板悬挂起来，用铁锤敲打，声音传得很远。学校有自己的食堂，但是没有餐厅，每排教室前设一两个露天卖饭点，厨工将饭菜分别装到大木桶内，运到教室门前去卖，学生排队买好饭菜教室用餐。学生就餐分别使用饭票和菜票，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，中学生每月三十五斤，理应够吃了。其实不然，主要是缺少副食，蔬菜很少，油蛋肉奇缺，加之学生大多数家庭生活困难，舍不得化钱买菜，很多人从家带一点咸菜下饭，十四五岁的孩子，正是长身体的候，单靠那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很多学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，相比之下我们家稍好一点，因为我两个哥哥当时都在大兴安岭林区工作，不时寄点钱来，但我也尽量省吃俭用，从不乱化钱。衣服和鞋帽被褥都是母亲和嫂子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，那时有一双普通胶鞋就是高级奢侈品了。记得有一回哥哥给我买了一双胶鞋，全班同学都羡慕到不得了，我自己也为有双胶鞋而沾沾自喜，穿到脚上舒适柔软，不像手工做的布鞋又硬又挤脚。那时中学学费不多，每人每学期四元钱，家庭困难的还可申请少交或者免交，特困家庭还可以另外申请助学金，那时候，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需二三十元，包括伙食费、学杂费和零用钱，一般农户是负担不起的。但是学校好啊，学校不仅不向学生乱收费，反而由国家拨款资助穷人家孩子学。学校功课较多，对学习抓得很紧，管理也很严，尤其住校生，除按时上下课外，还按时起床、按时就寝，每天早晨出早操，和部队生活差不多，尤其后来由一名部队转业军官当校长后，管理更严了。所以学校校风很好，好学上进蔚然成风，很少有违规违纪的学生。个别人违犯纪律除受到处分外，也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，没有人同情或支持歪风邪气。那时学生年龄普遍偏大，虽是初中生，不少人却有十七、八岁，大的也有二十来岁的，正处在青春期，可那时学校没有人谈情说爱，甚至和异性同学不敢私下接触交谈。”
“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，如植树造林绿化荒山，支农劳动，到学校周边教文盲读书写字，被称作扫盲等活动。尤其1958年，学生也是首当其冲，当时口号是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地建设社会主义；超英赶美，大干快上；农业以粮为纲，工业以钢为纲......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我们学校也停课投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，主要做了两件事，一是加工炼钢炉用的耐火砖原料，把石英石运来用手锤砸成小块，然后再用老百姓的碾子碾碎，用筛子筛出石英粉以备做耐火砖。另一件是把形似铁矿石的石头砸成小块，以便装炉炼钢。师生干劲十足，昼夜不停，本来是倒班，可是换下来的人也不肯休息，结果累加困，边干活边打瞌睡，不少人砸石头时都会不小心砸到自己手上，碾石英粉的边推碾子边打瞌睡，不少学生被累倒了。老师只好强迫学生睡觉。就这样搞了一个来月，不但没有炼出钢来，反而毁坏了很多东西，有的老百姓连家里做饭的铁锅也砸了炼铁了。老百姓的碾子被坚硬的石英石磨的变形报废了。到了秋季师生们又去支农深翻土地，据说深翻能夺高产，口号是深翻三尺不算深，一直挖到大地心。好像翻得越深产量越高。我们家乡本来亩产只有一、二百斤，却提出亩产过千斤，有的甚至提出口号亩产万斤粮。唯一的措施就是深翻土地。那时既无农业机械，也无化肥，更无优良种子。只是用铁锹深挖，挖一锹两锹还不够，要挖三锹甚至四锹深。把地表土翻到下面，把下面的土翻到上层，结果造成第二年大减产。像这样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比比皆是。可见当年只讲大干，不讲科学的盲目蛮干。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，但盲目蛮干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对于十几岁的学生，思想单纯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跟着蛮干无可厚非，但绝大多数成年人觉得不妥也不敢提出异议。当时宣传总路线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各类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人们怕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，有了1957年反右的教训，为了保全自己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信条，谁也不敢再冒政治风险了。学校当时重视体育，不仅坚持上体育课，还组织学生参加劳卫制锻炼，劳卫制是一种全民健身运动，规定各类体育项目的考核准，分少年劳卫制和成年劳卫制两大类，成年劳卫制又分三、二、一级，一级最高，再高就是运动健将了。课外活动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劳卫制锻炼，经考核达标发给证章和证书。即使在支农劳动休息时也因地制宜组织劳卫制锻炼。我也喜欢体育活动，首先获得少年劳卫制证章和证书，以后又获得成年人三级劳卫制证章和证书。因为家庭生活困难，供我读书实在不容易。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努力，不然对不起父母和兄长，这成了我积极向上的动力。所以我坚持勤奋读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遵守学校纪律，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。还在读初二时加入了共青团，担任过班干部，记得担任最长的是生活委员，那时的生活委员是负责行政管理的，并非管生活。回想起来中小学担任班干部是一种锻炼和提高，对以后走向社会打下一定基础。对我的性格养成也起了一定作用，例如我争强好胜、不甘落后和自尊心强等，和中小学经历不无关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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